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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血管病患者感染后应坚持合理用药******

　　心血管病患者感染后应坚持合理用药(服务窗·科学防疫)

　　冬春季天气较冷，如果经常劳累、激动、饱餐，心脏病、高血压等心血管病的发病率会增加。发烧时心跳加快是否正常？心血管病患者感染新冠病毒是否会加重原有病情？如何合理用药？记者采访了北京安贞医院常务副院长周玉杰。

　　发烧是很多人感染新冠病毒后的典型症状。周玉杰说，发烧时心跳加快是正常现象。体温每升高1摄氏度，心率会升高10—12次，当体温超过39摄氏度，心跳会变得很快，甚至可以听到怦怦的心跳声。若心跳快的同时出现心慌气短、动辄气喘的症状，需要及时就医。如果康复期每分钟心跳超过100次，还伴有心慌气短、胸闷症状，要及时去医院查心肌酶、心电图、动态心电图、心功能等，防止病情加重。

　　周玉杰表示，有基础心脏病的患者，特别是老年患者，感染新冠病毒后，血管内皮功能发生紊乱，血管斑块容易发生炎性反应，血栓的发生率可能也会增高，导致原有心脏病加重。患者在咳嗽、发烧的时间段容易合并低氧血症。一些老年心血管病患者的症状是沉默型表现，有一种“消音器”效果，表现不像年轻人那么明显。这时候不要“等、拖、耗”，一定要及时送医救治。

　　均衡营养有益于心血管病控制。周玉杰说，在临床中看到的一些心血管病患者，特别是老年患者，表现为合并低钠血症、低钾血症、一定程度的脱水，但患者没有及时适量补充营养和水电解质，导致营养不良和水电解质紊乱，不利于基础病的控制。家属和医护人员要了解老年人平时在餐桌上吃的是什么，一天吃进去多少，大概吸收多少，代谢和排出多少，以此来调整营养摄入。

　　心血管病患者需要长期用药，合理用药很关键。周玉杰介绍，很多心脏支架术后患者、心脏搭桥患者都要按照医嘱吃抗血小板药12个月，房颤患者还需要长期使用抗凝药。患者感染新冠病毒后，出现发热等症状需要服用对症治疗药物。心血管病患者居家用药一般都有四五种，与所服用的新冠治疗药物可能互相冲突，使得药效发生变化。比如高血压患者发烧时，吃退烧药会导致血压发生波动，因此要随着血压的变化不断调整用药，防止诱发心脑血管疾病。“建议这类患者及时咨询医生，在医生的指导下，减少不良反应，达到优化治疗目的。”（人民日报 记者 申少铁）

网络募捐不能违背公序良俗******

　　□ 金泽刚

　　近日，江秋莲与刘暖曦(曾用名：刘鑫)生命权纠纷案在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迎来终审宣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暖曦需赔偿江秋莲各项经济损失49.6万元及精神损害抚慰金20万元。从法律上讲，该案已画上了句号，但案结事未了。随后刘暖曦通过微博就赔偿款发起网络募捐，引发很多网友愤慨。目前刘暖曦账号已被禁言。这起事件也引发了公众对网络募捐所涉法律问题的关注。

　　根据我国慈善法相关规定，慈善募捐，包括面向社会公众的公开募捐和面向特定对象的定向募捐。由于慈善的公益特性，决定了自然人主体并不具备慈善募捐的资格，因此个人在微博就赔偿款进行募捐，呼吁网民进行打赏不属于慈善募捐的范畴。此类行为在性质上可定义为通过网络的个人求助行为。

　　对于他人发起的求助，社会大众或出于同情、怜悯等缘由而给予其物质帮助，这在性质上归属于民事赠与，对此，法律并未禁止。当然，民事法律行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等基本原则，求助人不得采取欺诈等方式向他人求助，以获得捐款，还应当遵照事先说明的用途使用募捐款项，否则构成民法上的“欺诈”，即诈捐，诈捐是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

　　与此同时，我国民法典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就此案来说，法院的判决已明确了其中的是非曲直，也尊重了人民群众朴素的公平正义观念。司法判决弘扬的是人间正气，呼唤的是社会良知，热心助人者应该得到补偿和认同，自私冷漠者必须得到批评和惩罚。这不只是司法判决的法理所在，也是社会公序良俗的必然要求。

　　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中指出，各级人民法院应当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理解立法目的和法律原则的重要指引，即司法判决就应彰显公平正义，鞭挞丑恶自私。由此案说开，如果其他案件的当事人也因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传统美德的行为，对他人造成伤害而被法院判处承担赔偿责任，但又就赔偿款进行网络募捐，那么这一行为其实就是在向社会公序良俗发起挑战，在向社会主流价值观发起挑战，对此，相关网络平台要严格依据《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关于切实加强网络暴力治理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承担起相应的法律义务和社会责任，对相关当事人的一些偏激言论，乃至后续的网络募捐行为作出必要的限制和监管。

　　同现实生活中的“讨要”不同，网络属于虚拟空间，在网络上的“求助”不仅求助对象广泛，明显带有社会公共属性，而且便于美化自身角色，从而容易博取同情，进而获利。因此，对网络平台上的求助行为，特别是网络打赏等经济活动的监管亟待加强。对于是否将个人募捐求助纳入慈善法的规制范畴，值得进一步探讨。如果立法条件尚不成熟，亦可考虑在目前的《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中增设关于“网筹型个人求助”的内容，因为完备的社会保障制度和慈善制度在外延上应当包括个人求助制度，个人求助的核心在于个人求助权利得到保障和实现。

　　无论如何，从目前的法律规定来看，不是什么钱都能在网上“讨要”。网络求助同样应当遵循民事行为的基本准则，而且，网络求助应当留给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不能让网络平台为违法担责者博取同情、获取财物提供帮助。

　　(作者系同济大学法学教授，上海市嘉定区法学会副会长)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