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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订餐、自己下厨、大厨上门……年夜饭你会怎么选？******

　　酒店订餐、自己下厨、大厨上门……年夜饭你会怎么选？

　　预制菜成年夜饭新宠

　　湖南华天大酒店推出预制菜外带年夜饭等服务以满足消费者过年期间的多元需求。长沙晚报全媒体记者 董阳 摄

　　长沙晚报全媒体记者 范宏欢

　　除夕将至，又到了一家人举杯共饮、恭迎新年的温暖时刻。作为一年中最重要的家宴之一，目前，不少长沙人已将年夜饭在哪吃提上日程。

　　记者了解到，长沙各大星级酒店纷纷推出丰盛的年夜饭大餐，部分酒店已经一桌难求。为满足消费者更多元的需求，部分品牌饭店推出年夜饭外送、大厨到家、新年礼盒等服务。一些商家也通过预制菜外带年夜饭、私人定制等新消费模式吸引消费者。

　　2000元至7000元的年夜饭套餐最受欢迎

　　“我们一大家子十来个人，大家觉得还是出来吃方便一些。”市民张先生告诉记者，今年他提前了解了长沙多家饭店、酒店的年夜饭套餐信息，最终选择了一个定价5388元的套餐，“有将近20道菜，赠送小吃和饮品，还有几张可以日常使用的现金券，感觉比较划算。”

　　目前长沙市场上的年夜饭套餐价位从千元到万元不等，其中2000元至7000元的套餐最受欢迎。套餐接待人数除了8至15人的中、大家庭，也有餐饮店推出3至6人的小家庭年夜饭套餐，以满足不同家庭的需求。例如湖南华天大酒店推出的3599元一桌10位的年夜饭套餐，其中就涵盖了山珍乳鸽汤、蒜蓉粉丝蒸鲍鱼仔、干锅小花螺等16道菜品。

　　菜色上，餐饮商家也尽量在传统年菜中进行调整，推出自家主打菜，力争在年夜饭市场中进一步打造自家品牌形象。例如，老许家大蒜炒腊肉作为传统湘菜品牌，年夜饭套餐更注重湘味，菜品均为传统湘菜。万达文华酒店则在菜单上加入粤菜等菜系，更注重菜系融合。

　　“我们今年是第一次推出年夜饭套餐，在原有菜品基础上增加了一些春节硬菜，有1388元的8人餐和2188元的10至12人餐，菜品包括八宝果饭、三鲜杂烩、海参大盆菜等。”老许家品牌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所有门店的包厢基本订满，公司正根据春节期间的客流量预测来对员工排班进行调整。

　　预制菜成年夜饭爆款

　　除了餐馆里的年夜饭，预制菜正在越来越多地走进寻常百姓家的春节餐桌。

　　“我和老公没有掌勺底气，父母年龄又大了，不希望他们辛苦，所以今年计划订一些预制菜，除夕晚上加热一下装盘就可以吃了。”90后白领胡悦说。记者发现，随着90后、00后逐渐成为消费主力军，方便又快捷的预制菜成为新宠。

　　在长沙各大商超的熟食区域，新年预制菜已经被摆在显眼位置。在华润万家蔡锷路店熟食区域，摆放着扣肉、腊鸭肉、剁椒蒸鱼等适合湖南人口味的预制湘菜，此外，还有羊杂煲、牛肉煲等系列预制火锅，不少消费者前来询价、购买。

　　一些老牌餐饮品牌也纷纷把招牌菜做成预制菜，联合电商平台开辟“年夜饭预制菜”购买专区。市民李女士告诉记者，今年年夜饭，她已经在网上买了一套5至6人年夜饭家宴套餐，包含6道冷菜，8道热菜，以及2份点心，大年三十晚上只要简单加工就可以开吃，省时又省事。

　　除此之外，长沙多家星级酒店均推出预制年菜礼盒，保质期30天到60天不等，受到消费者的喜爱。长沙圣爵菲斯酒店工作人员向记者透露，今年比较火的预制菜品有全家福火锅、黄焖牛腩钵、怀化麻阳鹅、梅菜扣肉、香芋煨风吹鸡等，目前已预定近200份，均在过年当天送餐到家。

　　星厨上门享受私人定制

　　扫码看花式年夜饭视频 拍摄 剪辑/董阳

　　“无意中看到酒店有大厨上门服务，就预约试一下。”家住岳麓区的徐女士这几天正在为年夜饭的事情操心。出去吃，人有点少，普通外卖又感觉不太正式，高品质酒店推出的大厨上门，倒是可以考虑。

　　近段时间，“上门代厨”成了热门话题，不知不觉火了起来。长沙多家酒店也抓住这一商机，在春节期间推出了星厨上门服务。湖南华天大酒店星厨到家主厨朱宇介绍，春节期间酒店推出了“星厨到家”品鉴套餐和尊享套餐，其中品鉴套餐售价2000元，包含十二道菜品，客人需自备原材料，厨师上门根据宾客要求提供烹制服务，尊享套餐则按300元每人起订，可选用固定菜单也可自点菜品。“用餐完毕后，我们还会为客人提供增值服务，负责餐具清洗、餐厅厨房区域的保洁卫生。”朱宇说。

　　此外，湖南顺天黄金海岸大酒店也推出了星级大厨到家服务，涵盖2999元/席的玉兔迎新套餐和4399元/席的瑞兔呈祥套餐。一些长沙地道湘菜馆也在春节前夕推出了大厨上门定制服务。无论是星级酒店还是连锁餐厅，都在主动寻求创新，以迎合不同消费者多元需求、注重烹饪品质的特点。

　　“今年以来生意经历过起伏，如今正步步向好。”长沙一家餐企老板表示，市场的火热让他重燃对餐饮业的信心，随着新年到来，相信生意会越来越好。

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法国城市基层治理的理念及其实践******

　　作者：杨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从中世纪到大革命前夕，法国形成了三种不同类型的社会纽带，维系着城市共同体的凝聚力和市民对城市的认同。不同社会纽带的背后是不同的城市共同体构建理念，在制度层面则形成相应的基层组织和基层治理模式。

　　第一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信徒的共同体，城市的使命在于模仿和实现“上帝之城”，对本地主保圣人的崇拜和纪念是市民身份认同的纽带，因此城市组织的基本单位是堂区，本堂神甫同时承担堂区内部分世俗管理的职责。这种类型的城市在法国中部和南部较多，比较典型的是昂热。

　　第二种理念将城市视为多个行会联合而成的大行会，市民身份和行会成员身份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些城市，行会理事同时肩负市政运转和基层管理的双重角色，与行会联系密切的兄弟会是市民团结的重要纽带。这种类型的城市多存在于手工业和商业较为发达的法国东北部地区，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里尔、杜埃和瓦朗谢讷等。

　　第三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一个自治和自卫的共同体，城市存在的意义就是保护市民的安全。在当时语境下，城市安全包括对外防卫和内部治安两个方面，前者指不受军队的掠夺、流民的袭扰和领主的侵犯，后者则包括维护内部秩序，应对饥荒、火灾和瘟疫。因此，此类城市的基层治理主要依靠集民兵自卫和市民参政功能于一身的市政街区。街区和与之紧密相连的民兵组织是市政府和市民之间的纽带。这种模式下城市基层治理主要依赖街区官员，巴黎、图卢兹等城市是典型代表。

　　需要指出的是，法国城市构建共同体的三种模式并非截然分明，相互排斥。以巴黎为例，街区是正式的基层治理框架，但行会理事经常被选为区长，而且区长正式就职前需要本堂神甫为其品行担保。由此可见，行会和堂区的代表在以街区为主要框架的基层治理体系中并未缺席。

　　基于不同的历史传统和地域特色，大革命前法国城市基层组织的设置，从名称到职能不尽相同。不过，城市选择以何种共同体理念作为市民认同的纽带和基层治理的基础，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城市居民的构成。具体来说，城市基层治理模式与城市人口规模、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城市本身的政治地位息息相关。

　　以堂区为基层治理组织的城市往往是中小城市。城市居民共同的精神生活以堂区为单位进行，堂区的居民往往相互认识并经常见面，便于商议公共事务。此外，堂区登记簿保留了堂区居民出生、婚姻和去世的记录，为市政府了解基层社会提供了宝贵而关键的信息。

　　在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行会是市政机构和市民的中介，行会成员对于行会的认同自然转化为市民对城市共同体的认同。在大革命以前的法国城市中，同行业的劳动者往往集中居住和营业，这为行会行使基层治理职能提供了空间上的便利。作为规范和监督成员经济活动、并为成员提供保护的组织，行会既能自上而下地执行市政府的命令，也能自下而上地反映市民的诉求。对工商业占主导的城市，这是一种成本低且效率高的基层治理模式。

　　大体来说，在堂区和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中，世俗政治权力未能建立起专门的基层治理组织，而是选择借助教会行政体系和行业社团进行基层治理。到18世纪，随着法国民众信仰的淡漠和行会的衰落，这两种基层治理模式的弊端日益凸显，在大革命后或被废除或被改造。相较而言，以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能够克服以上局限性。首先，这种基层治理模式不依赖任何社会组织，反映了市政府对基层控制的加强。其次，街区的设置更加灵活，市政府可以根据实际需要，特别是城市空间的扩张，增设街区，而不必依赖堂区和行会的既有框架。最后，正因为淡化了信仰属性和行业属性，市政街区可以包容信仰不同、职业不同的市民，比较适合市民构成复杂、职能多元的大城市。

　　巴黎和图卢兹都用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并非偶然。作为首都，巴黎市民的多样性不言自明，而图卢兹则是法国南部奥克语区的中心城市，拥有高等法院、大学等机构。两座城市的基层治理体制都在14世纪末至15世纪初经过市政府和国王的协商后确立下来，并沿用到大革命前。这种基层制度的安排根植于中世纪晚期动荡的历史背景，体现了国王和市民就确保城市安全所达成的共识。

　　由于人口规模和城市空间的差异，巴黎和图卢兹的市政街区在数量、层级以及官职设置上有所不同，但基层治理的理念和实践却是一致的。街区是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单元。街区内部被划分为五十户区、十户区等次一级的区域，由区长、五十户长、十户长负责管理。街区的各级官员都由市民推举或选举产生，一般是由辖区中名声好且获得一定职业成就的市民显贵兼任，他们同时也拥有选举上一层官员甚至参加市民大会选举市长的权利。街区基层官员同时担任街区民兵队长，负责征召辖区内的市民组成民兵，平时负责看守城门和维护街区治安，危急时刻则协助城市抵御外敌。因此，街区实际上集社区、选区和军区为一体，其代议职能和军事职能不可分割。总之，以市政街区为框架的基层治理嵌入基于邻里关系和职业声望的人际网络中，让市民显贵担任街区公职的同时受到普通市民的监督和制约，有利于调节城市内部矛盾，促进市民的团结和城市的稳定。

　　然而，市政街区的局限性也不容忽视。首先，市政街区实施的市民自治实质上是有产者的自治。只有在城市内拥有固定住所，按时缴纳城市各项税收的市民才有参加民兵和选举街区基层官员的资格。而当选街区官员的财产门槛要求更高，因为这些无薪水的荣誉职务会占用大量时间，只有家境殷实且有闲暇的市民才能充任。这意味着佣人、穷人、打零工者、流民、外地人等城市下层民众和边缘群体没有政治权利，反而成为街区制度统治和防范的对象。市民内部在16世纪开始发生分化，大商人和食利者等市民上层为了垄断区长官职以及参加市民大会的资格，设法限制手工业者和小店主等中下层市民的参政权。如1554年《贡比涅敕令》剥夺了巴黎手工业者担任区长和当选城市大会代表的资格。街区内市民内部的分化和区长职位的寡头化阻断了中下层市民的上升空间，等级制关系取代了邻里团结，损害了街区乃至城市的凝聚力，并造成街区制度的衰落。其次，从17世纪开始，法国有越来越多的移民涌入大城市，导致以邻里关系和社交网络为基础的基层治理模式难以覆盖所有城市人口，无法应对日益复杂的城市治理问题。最后，街区的自卫职能在17世纪后期因技术和政治原因走向衰落。一方面，随着军事技术的进步和军队的专业化，市民临时组建的民兵在技能、装备和训练上与常备军的差距越来越大。另一方面，近代法国国力、军力的上升让城市免于外在的威胁，而城市民兵在宗教战争和投石党人运动中表现出的自主性又对王权构成了潜在威胁。1670年巴黎城墙被国王拆毁后，巴黎民兵实际上陷入瘫痪；同一时期，图卢兹十户长的军事职能也近乎消失，其职责重心转向基层治安和司法调解。

　　总的来说，同时赋予市民参政权利和自卫义务的市政街区具有灵活性、开放性、包容性的特征，它虽在旧制度末期一度衰落，但在大革命时期又被再度激活，奠定了法国现代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框架并影响至今。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14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